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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掌声中，加藤先生登上讲坛，“尽量不冒出山形话，说得慢一些”的开场白轻轻松松地切入他要演讲的主题《我和中国》，他先介绍了自己与中国渊源。   加藤先生从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到之后离开外务省，接下父亲加藤精三先生的政治之棒，已从政40年，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一直关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并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过交流。   加藤先生进入外务省后，到台湾留学2年，先是在台大，后到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学习中文，所以他能说很好的中文。他离开外务省，投身政治的时候，正值中日两国邦交话之时，当时他看到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会谈，心里就想“如果不离开外交部的话，我就会是那个翻译了”，由此更坚定了他一定要当选议员的决心。   继台湾之后，1966-67年外务省又派他去哈佛大学学习，搞中国社会学研究，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在这之前，很难看到中国的很多资料，但文革发生后中国的资料多了起来，得以阅读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十条后十条等文件。有趣的是，当时在哈佛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现在却成了日本问题的专家。   离开哈佛，加藤先生到了香港任总领事副领事，是当时最年轻的副领事。他风趣地说，别听副领事这个名称，其实是最小的，因为总领事底下设几位领事，而各领事之下，又会设几名副领事。那时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社会情势进行分析，所以每天都读《大公报》、《人民日报》，从《人民日报》上的用字变化来分析中国情势。   当加藤先生从香港回到日本，进入外务省中国科（常被称为“中国学校”，培养知中人才的地方）工作时，基辛格博士访华，之后尼克松也去了中国。   加藤先生认为，各个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都会建立适合自己的社会政治体制，而日本走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之路是适合日本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时，加藤先生甚为震惊，他从20岁开始就在思考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他来说，就好比是冷空调和热空调加在了一起。   加藤先生说，50年代的东大，不学马列，就不能算知识分子。自民党代议士的父亲关照在东大学习的加藤说：“你可不能变赤！”当时都市出身的学生会说：“在学生时代做社会主义者，毕业后，就去做资本主义者好了。”但从山形这样的乡下出来的人却不是那么容易转换的，那片土地给予的一种耿性已融在人的性格中。进入外务省后，却与共产主义作伴，这是加藤先生没有料到的吧。   谈到日本的政治，加藤先生说，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裔）把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东西方冷战的结束称为“历史的终结”，对日本来说，1955年自由党和民主党结成自由民主党后，至1992年的38年间，是自民党与社会党（左派社会党和右派社会党）对立的时代，1992年以自由主义一方的胜利而告结束。   谈到此次政权交替，加藤先生认为并非是民主党的政权公约（Manifesto）赢得了政权，而是自民党的Own Goai(把球踢进自己的球门)输掉了政权。报上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民主党写进政权公约的“高速公路免费”、“儿童经贴”持赞成意见的只有3成，民主党认为因为是政权公约，就必须去做，但到了年底，如果还不能按公约执行的话，民主党就要说对不起了。自民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并无太大的差异，民主党以工会为后援，这个将来会成为民主党的重荷，而自民党是以地区为后援的。   日本的有选举权的国民对此次选举的态度是“最近自民党不行啊，但政权不可交给在野党。”“让民主党干一次也好，不行的话，就让他们下去，再把政权交回自民党。”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选举会造成如此之差距，民主党300席位对自民党100席位，与四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这种情况下，自民党若要夺回政权，起码得花2-4年的时间。如果自民党从此一蹶不振，那么民主党会一党独大，但一党独大最终会导致民主党内出现分化，因为民主党的小泽和冈田都是原属自民党田中派的。   谈到日本的外交，加藤先生说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如何与美国、亚洲维持平衡关系。鸠山首相在安保、自由主义的运营方法、金融危机方面与美国的看法是有差异的，美国的媒体对鸠山的发言炒了一番，但在他访美与奥巴马会谈时，双方并没特别触及这些问题，可见美国的日本关系专家们在会谈前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美国的日本关系专家们主要集中在东海岸，大约20人左右，他们时而在政府部门任职，时而又回到大学教书，如此替换，在政府部门与大学之间进进出出。   当鸠山对北京提亚洲共同体时，中国只是听，并没有明确表态，而且谈到与美国的合作也很重要，但鸠山却把撇开美国的想法说了出来……   谈到日中两国关系，加藤先生说根结在于问题多多的历史观，他认为对华21条是错的，外交政策的错误从此开始。对那场战争，他说，中国从没有说过要求日本出兵，日本派兵过去，就是错的。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30万这个数字有争议，但即便是5、6万也是个极大的数字，杀人就是杀人，这与双方在战场上的互相残杀而导致的死亡是不一样的。另外，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关于靖国神社的事实，即靖国神社里面对战争的介绍上并没有写中国的坏话，而是写那场战争是由美国人引诱日本人干的，美国大使去靖国神社时，看到此话，很不愉快，可以说，靖国神社并不是反中，而是反美神社。   加藤先生说，日本人的对中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正处于一个挺难的时候。每当有家乡山形县的学生来国会参观，无论是只有5个学生，还是150个学生，他都会亲自领着他们参观国会，并且会问他们哪个是你们最喜欢的国家，哪个是你们最讨厌的国家，他们回答: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最讨厌的国家是朝鲜，喜欢中国的寥寥可数。这就是现在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吧，毒饺子事件对日本民众的中国形象影响很大。日本也有至今都没有破案的事件，比如グリコ（Guliko）事件，承认事件发生，尚未抓住犯人，还需要时间去解决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国GNP的增长、建造航空母舰等，在普通的日本人看来就是中国比自己大好多的感觉，会产生恐怖感，就会认为中国对日本有威胁，其实还是相互信赖的问题。还有，对中友好的人在日本国内并不是很有人气。   谈到民族主义（Nationalism），加藤先生认为有三种，即、斗争性民族主义、竞争性民族主义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义。斗争性民族主义就是用领土问题、天然气开发问题等来激起民族主义，竞争性民族主义则诸如奥运会上的不愿输给对手等，也是好的民族主义，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义，就是对自己民族有自信与自豪感，是民众对自己国家形象的认识。如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自由有自豪感，中国人则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之国，那么，日本是什么呢？有议论，但没有结论。加藤先生认为日本可以定位为：最尊重自然的国家，在自然面前人们平和地生活，自然之和与人之和。总之，如果世界上的人们各自有各自的自豪，能以自己的个性而存在着时，就可以不需要相互争斗了吧，那么梦想就都能实现了。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