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rch 2006

每每谈起我的保人，有的人就会问我，“你怎么就碰到了这样的好人了? 我怎么就碰不到呢?”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碰上了……   那时我想出国，也有一两位日本上司对我说：“你想去日本留学，我可以为你做保人。”但我就是不想动用因工作关系而认识的日本人，迟迟没有拜托他们。   在一次中日民间交流活动中我认识了出口先生，可我总觉得开口求人被拒绝会是件很尴尬的事，经我的一位中学老师的点拨，才鼓起了勇气向出口先生提起了留学作保的事。他回信，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只是说我还不了解你的情况。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我的经历与我的留日梦。没想到他立即回函说愿意为我作保，不久就帮我寄来了学校资料，还帮我付了申请费，就这样我顺利地踏上了东瀛之路。   回首这么多年的东瀛岁月，我时时在想，如果当初我功利一些，动用我的上司做保，他们也会对我不错，可会不会象出口夫妇那样待我? 我想会很难做到他们那样的吧。我的固执――不动用工作关系上结识的日本人，让我有幸遇上出口先生，才让我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留日生活。没有他们，我哪儿会有去欧洲个人游的机会，哪儿会有写东西的灵感，哪儿会有日后发表的一篇篇小作?   98年9月1日我踏上首次旅欧之行，出发前夕我写了一篇有关保人夫妇的文章，几乎是一气呵成，是《留学生新闻》十年征文活动的应征稿，没想到第一次提笔写的东西，就被刊出，而且是在我起程赴欧的那一天，对我有非常的纪念意义。从那以后，我开始写东西，记下自己的心灵感悟。没想到自己也能写东西，居然也能被印成铅字! 渐渐地写东西成了自己的一种兴趣爱好，快乐的时候，烦恼的时候，用思考的脑袋，用朴实的文笔去写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感受，也为自己化烦解忧。   我从保人夫妇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我都不好意思再接受，他们的宽感染着我，我知道我需要回馈一些给他人，做一点雪中送炭的事。于是我将自己的微薄的稿费收入积攒了起来，并开始捐给希望工程，以资助学龄女童上学，终于了却了当时我写那篇文章时希望自己也能回馈给他人的心愿。   我总觉得能与出口先生相遇好像是我的命中之缘，不然怎能仅凭一顿午餐、一封信引出之后数十载的关爱。他们让我感受到了世上无法解释的缘，让我感受到了超越国界的人间真情。去美国旅游的时候，我住在好友的Host Family家里，遇到了她的Host Father――David先生，那是一位非常可敬可爱的美国老人。看到他，又一次我感受到了超越种族国界的人间真情。人人都渴望真情，可我们中的大多数因为不曾体验到很多的真情，都会怀疑真情的存在，所以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心门关上了，不敢相信真情之存在了，那么即便真情真的来到了面前，他也会怀疑，可能会让这情从手中逃走。人间自有真情在，但需要我们用心去感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自己的命中之缘吧。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真的是有缘份的，我一直想说保人夫妇是我的命中贵人，结识他们是我的命中之缘。我不知道我的下一个命中之缘，会是在何时何处，会是何人，但我应该相信命中之缘是一定会有的……   附: 人间真情－－记我的保人夫妇   再过几天，来日本就整整三年了；再过几天，由于我的保人夫妇的慷慨资助，我的欧洲之行也将得以起程。这三年间，我从一个别科生经过学部研修生继而成为大学院的硕士生，留学地点也从名古屋转到了东京。回顾这三年并不波澜起伏也不算平平坦坦的留学生活，我会情不自禁地感谢赐予我这难得的留学机会的出口先生夫妇，正是他们无私的爱，使我在日本这个人情淡漠的社会中能时时感到一种难得的人间真情，同时也成了自己不断努力进取的一种动力。   1995年9月2日，我一个人只身来到了日本，一下机场，早在那儿等着我的保人出口先生夫妇就把我接到了他们的家。刚到家没多久，出口先生就让我到电话告诉家人已安全抵达日本，接着，夫人便提笔给我妈妈写信，“既然我们把丽萍接来留学，我们会对她尽到父母之责的。”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便成了我的“日本爸爸妈妈”，这三年来是他们给了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莫大的帮助，使我这个过早了体尝了人生离别的人，在日本从没感到过自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我知道善良的“お父さん”(日语爸爸)和“お母さん”（日语妈妈之意）在时时刻刻关注着我的成长。   记得刚到日本不久，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就带我去东京和横滨潇洒一游，让我这个穷学生体验了一下什么是日本式的服务。当我找到第一份工时，是お父さん提着大米和酱油赶到店里来看我；当我第一次考大学院失败时，又是他们安慰我说:“年轻的时候，失败一下并不是坏事，再努力一下一定能行!”；当我来到东京之后，我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并没因这地理距离而拉远，每隔一两个星期お父さん便会打电话来为我送来父母般的关怀；当母亲得知我在日本受到与我非亲非故的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的如此厚待，为了表达她的谢意寄来她打的毛衣时，他们又悄悄地给我妈邮去了他们的感谢。在日本我渡过了三个新年，每年新年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都不会忘记为我这个大龄准备压岁钱和福袋。总之，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为我做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每当我对人们说起我的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时，许多人都会理所当然地猜想道“他们在战争中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吧……他们特别有钱吧……他们没有孩子吧……”其实，他们在日本社会中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两位老人，并没有参加过战争的经历，却体验过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们也不属于日本社会中特别有钱的那一阶层，只不过拥有自己小小的税理士事务所和靠年金生活而已；他们更不是没有孩子，一双儿女早已长大成人，四个儿孙也长得十分可爱。用お父さん的话来说:“只是喜欢中国，只是觉得和中国有一种缘。”所以，お母さん总会笑他每次去中国都会带一个女儿回来，而我则只不过是与出口先生有缘共进了一顿午餐而已便成了他们做保的第三个“中国女儿”。俗话说:“滴泉之恩，涌泉以报”。三年来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为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我日后能用金钱就能回报得了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有能力去报答他们的一片恩情。而当他们在做这一切的一切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每当另两个中国女儿来信告知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还算可以时，他们会由衷地高兴，对他们而言只要我们这些中国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过上自己比较满意的生活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   日本人经常说“出世払い”(有出息时回报)，但愿自己能尽快地“出世”，以便也能象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那样以一种宽大地胸襟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将自己从他们那儿所得到的去回馈给更多的人。而今，我还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我只能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只能在心理默默地为我的お父さん和お母さん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发表稿: 1995年9月1日「留学生新闻」人间真情－－记我的保人夫妇)    

本周有人要飞回所在地做例行体检，上周就有人电邮给他：“3月3日是A的忌日，他为中国市场奔波了多年，听说你要回去体检，希望你没有什么事吧。”我不知道这种调侃是不是日本式的幽默，反正我看了那邮件不是很舒服。   3月3日就是今天，一年前的今天，A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天他的家人突然打电话来，我就猜到会是个不祥的消息。因为几天前我去医院探望时，护士不让我见他，说他的情况不好，没有见人的体力。那时，我有点怀疑他真的有那么不好的同时，也明白病入末期来势凶猛，只是希望老天能再给他一些时间，不然的话，真的是太快了! 从新年里他打电话告诉我肚子疼，没有办法在5号那天跟我一起去机场接客人了，到3月，这才两个多月的时间啊。   一听到他走了的消息，便有人立即去附近的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回来，放在他的案头，可那人挑的是一把最便宜的鲜花，才三、四百日元。看着那束花，一种莫名的悲哀油然而生，一个若大的公司，对一个经历了极其痛苦的病痛的故人，对一个就算没有多大功劳也有一份苦劳的员工，更何况他是为了谈合同在中国连续呆了一个月之后一回日本就病倒的呀，难道还要吝啬那一束鲜花?   一两天后，他的家属来电通知公司，通夜、告别式仅限于亲朋密友之间进行，婉言谢绝了公司人员的参加，于是我们中没有人去与他作最后的告别。开始我十分纳闷: “怎么会是这样?!” 可后来听说他与他的妻子、孩子分居，与一个异国的娘子同居时，我十万分地理解了她家人的用意，是啊，人已故去，又何必让这些私事的细枝末节公开，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呢。   从身体不舒服到确症的那段日子，他经常往返于医院做各种各样的检查，公司的人时时会难以与他取得联系，于是就有流言说他是在装病，他有时打电话来告知公司还要做别的检查不能来上班时，人们对他的反应是冷淡的。平时，总有人戏说，你们这个部门呢，有没有头儿都无所谓，还是头儿不在比较好吧，那只木头会做什么事呀！也许是应验了这话，这会儿他真地走了，再也回不来了，而且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告诉别人他没有装病，他真的是患病了，而且是十分痛苦的病，连做手术的机会都没有! 好悲哀! 好悲怆!   后来又听说我这个部门的头儿好像没有一个是功成名就而退的，第一任在中国客户中的口碑很好，至今很多人还会提到他，可他没有能很荣耀地退下来，第二任后来被贬到了工厂，第三任是辞了职，头儿是第四任，本来他已退休，可他又留下来干了，结果他的结局是最差的。一听到他病倒时，我就想他要是一到退休年龄就退的话，一定不会这么快倒下，他为什么还要留着呢? 可当我知道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时，我似乎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份对他的年龄而言并不轻松的工作，明白了为什么他给我一种用钱不够大方的感觉，明白了为什么他明明知道公司里的很多人不喜欢他，可还是要硬着头皮坐在这个头的位置上，明白了为什么即便被人讽刺挖苦，不被部下当作一回事，可他还是会笑脸相迎……他的生命中拥有两个女人，过去的岁月定会有许多的波澜，他的那本经也定是会比别人的更难念一些吧。   可就是这个会给人一种喜欢斤斤计较差旅费结算的感觉的头儿，在出差中国投宿酒店时，却会常常留下一些小费给那些做House keeping的外来的打工者们。说真的，作为我的头儿，我不太喜欢，虽然他是日本人中少有的懂得中英日三国文字之才，却不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头儿，没法有头儿的架势；作为一个人，我觉得他比其他日本人真的可爱很多，当我把怨气与他诉说时，他会听，也会在日后的工作中注意到我说的事。   来这家公司面试的时候，他们当场就决定要我了，那时头儿也在场，并对我说:“我们这儿已经有一位中国员工了，让我们快乐地工作吧!”我对这句话印象特别深，那时正值我失业之际，自然会非常感恩一个新的就业机会。怀着快乐工作的心情加盟之后，充满热情地工作，可渐渐地变得不快乐起来，渐渐地连不快乐的感觉也没了，再后来就变成了一只不怕开水烫的死猪了……有不快乐，才会感知快乐，冷眼旁观就不会有气，也就不会不快乐了，感觉到不快乐，那是因为我还有祈盼，我不知道没有快乐与不快乐的感觉的状态是不是比较更幸福一些。   我已经无所谓工作上的快乐与不快乐了，可仍然会时时想起头儿的那句话“让我们快乐地工作吧”， 一个希望我能快乐工作的人，却成了一个最不快乐的不归者，我不知道若干年前他从大商社跳到这儿，并在这儿走完他最后的人生，最后的那段岁月，他觉得工作得快乐吗? 也许他对我说：“让我们快乐地工作吧!”是他的一种美好期待，其实他干得并不快乐。光阴似箭，现在他离开这儿已经一年了，我祈愿他在天堂里天天都是快乐的，“头儿，你现在工作得快乐吗?”   （写后语: 今天公司里没有人提到头儿的事，我却想在今天把在我心中放着的感受化作文字，也算是对一个曾经给过我指点的头儿的一点纪念吧。）